记者高危,言论高危

“揭黑”的新快报记者被长沙警方跨省,写不写这个话题,我犹豫了好几天,直到今早看到陈永洲在央视镜头前承认发布失实报道的消息,促使我决定说两句自己的看法。

这次,央视又蹊跷的出台了,在陈永洲在拘审期间还未经起诉审判之前,让他在镜头面前坦白交代、自证其罪。这种由垄断意识形态和产业资源的超级喉舌媒体超越任何正当程序“未审先判”的做法完全违法,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没有这种做法。

在这回企业和媒体的交锋中,中联重科不起诉新快报、直接让警方抓捕陈永洲,而且提供企业的车辆给警察去抓人;抓人的时候用一个模糊的罪名,收审后即让央视来“公审”背书。如果说这里面没有背景和猫腻,有一丁点常识的中国人都要笑了。

结合最近打击网谣大V的动向,我不得不悲观的指出:记者高危、言论高危。比起十年前,尺度收紧了。要是我当年做的调查报道放在今天,可能也要被跨省,而且在当年也不是没有这种风险。

2002年,那时我在经济观察报上海记者站,出于常识和对企业老板吹嘘浮夸的厌恶,当时和上视财经频道一个记者朋友联手,在8月对一家来自成都的IT公司托普集团的财务运作问题连做了三篇调查报道:《增持炎黄在线、托普系打“迷踪拳”》、《托普调查》和《托普系追问》,结果各大财经媒体纷纷跟进,让托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股价大幅下跌。从那时起,托普一蹶不振,直到后来创始人宋如华以一元钱转让公司股权,远遁美国。

当时报道见报后,本人自然洋洋得意,即使有位淑女善意提醒我小心报复时,我还觉得这只是她个人思虑太过,杞人忧天,不以为然。直到过了很久,我的合作者告知“安然无恙”的真实原因:1,托普是民营企业;2,托普进军上海后,从文广集团接手乙级足球队改名托普队,品牌知名度增长不少,但资金迟迟不到位,得罪了文广集团;3,当时我朋友在财经频道做的报道被外界视为有文广的背景和支持,让托普只能悻悻作罢。

但这一切,不过是各种偶然巧合而已。在这局中,记者有时就是一枚棋子、一根导火索而已。如今能全身而退,只是因为没有陷入复杂险恶的利益链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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